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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, 我是桦甸页岩矿的财务科长。党委给我的任务是,要在财务科抓出5个右派来(已有内定名单)。当时我想:这几个人都是在工作上有一定贡献的业务骨干,尽管他们有这样、那样的毛病,但绝算不上反党、反社会主义分子。他们都去当右派,财务科的活谁来干呀。在这种傻乎乎的思想支配下,我的行动就不那麽积极,也就没有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。两年之后,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拔白旗运动中,清算我反右斗争的老帐。清算来,清算去,在财务科清算出一个反党 集团来。原来拟抓的几个人都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,而我就成了反党籍团的头子,被开除党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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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组织上对我的错案进行甄别,恢复了我的党籍,但认为还是有错误,工资和职务都没有恢复。恢复党籍之后,我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,叫干啥,就干啥,从不讲价钱。几年内我当上了业务组长、机关支部书记、民兵连长、工会宣传委员、支农办公室主任,还被选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。文化大革命中,又把我揪出来了,说我篡夺了党政财文等八大权,成为所在单位的第一号专政对象,折腾了我7、8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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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化大革命中说我篡夺了八大权,但在我的工作中却挑不出毛病来,于是就抓住我早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不放,无限上纲,说我是特务,1972年又被开除党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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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3年吉林市轻化工业局党委驳回了关于开除我党籍的决议,给我恢复了党的生活。1974年,为了解决子女就业问题,在王永吉、刘忠义二位同志的帮助下,被调到吉林市红阳煤矿工作。